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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王羲之是怎樣成為千古“書圣”的?

        ???????? 漢字書寫作為文人之必備,作為一種高尚藝術行為,發展到東晉時代,已經是諸體皆備,且呈現出明顯的社會教化功能的流向和氣質。王羲之時代的中國書壇文化可謂百花齊放、星光燦爛、人才輩出,繁花似錦。此時,若論書法技藝和成就,可以說,王羲之只是百家中的一家,甚至最初處于劣勢,書法“不勝庾翼、郗愔”。直到身后百年,才聲名鵲起,成為“書圣”。

          那么,王羲之是怎樣成為千古“書圣”的呢?

          晉人尚韻,羲之新之變

         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,由父王曠、叔父王廙啟蒙。從小就受到世家深厚的書學熏陶,王羲之書法獲得了很高的起點。王羲之早年又從衛夫人學書。她給王羲之傳授鐘繇之法、衛氏數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。可以說,自拔于流俗,不斷超越他人,超越自我,使得王羲之獲得了高標獨秀的文化視野。

          晉室南遷,偏安江左,善書者四大門戶王、庾、謝、郗均出于北方士族,這次精英階層的大規模、大跨度的整體搬遷,出其不意地將漢民族文化滲透波及的廣闊地域迅速壓縮至淮水、長江以南一帶(版圖僅為兩漢的三分之一不到),書法藝術在這兒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濃縮化、純粹化的過程洗禮,長成一朵奇葩。

          王羲之志存高遠,富于創造。他學鐘繇,自能融化。他學張芝也是自出機杼。王羲之對張芝草書“剖析”、“折衷”,對鐘繇隸書“損益”、“運用”,對這兩位書學大師都能“研精體勢”。因此,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腳下盤泥,依樣畫著葫蘆,而是運用自己的心手,使古人為我服務,不泥于古,不背乎今。他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,悉數融入于真行草體中去,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,推陳出新,更為后代開辟了新的天地。這是王羲之“兼撮眾法,備成一家”因而受人推崇的緣故。

          博采百家,極眾體之妙

          王羲之書法精進也使同代人刮目相看。當時著名書法家瘐翼、郗愔名聲遠播,瘐翼在荊州看見人們臨習王羲之書體,不屑地說:“小兒輩乃賤家雞,愛野鶩,皆學(王)逸少書,須吾還,當比之。”瘐亮向王羲之求書法,羲之謙虛道:“(瘐)翼在彼,豈復假此!”但還是給瘐亮寫了章草。一天,瘐翼在瘐亮處見到王羲之寫給瘐亮的章草,發現王羲之書法已日日精進,今非昔比,因此心悅誠服,給王羲之寫信道:“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,過江顛狽,遂乃亡失,常嘆妙跡永絕。忽見足下答家兄書,煥若神明,頓還舊觀。”

          王羲之的書法處處滲透著魏晉崇尚的那種“不激不勵,風規自遠”的“中和”之美,而“中和”之美正好符合中國文化精神,使王氏書風雄霸書壇一千六百多年。王羲之極眾體之妙,而主要成就在楷書和行草書,尤其是行書。其書法具有溫潤超邁、神駿典雅的美學特征。傳世作品據張彥遠《法書要錄》載有465種,由于朝代更迭,戰亂頻仍,至今已無任何真跡流傳下來,現所能見到的多為摹拓本和以真跡為藍本的刻本。其代表作,楷書有《樂毅論》、《黃庭經》、《東方朔畫贊》;行書有《蘭亭序》、《快雪時晴帖》、《姨母帖》、《奉橘帖》、《喪亂帖》、《孔侍中帖》、《得示帖》等;草書有《十七帖》、《初月帖》、《行穰帖》、《遠宦帖》等。

          帝王推崇,盛書圣之名

          考研王羲之“書圣”成名史,可見歷史上曾出現過三次大規模的學王羲之書法高潮。也正是這一次次的帝王推崇的學王高潮,一步步夯實了王羲之千古“書圣”的盛名之基。

          第一次學王高潮是在南北朝時期,主推手是梁武帝蕭衍。梁武帝把當時的書法排位由“王獻之——王羲之——鐘繇”轉變為“鐘繇——王羲之——王獻之”。在《觀鐘繇書法十二意》中,蕭衍云:“子敬之不迨逸少,猶逸少之不迨元常。”雖然王羲之仍排在鐘繇之后,但超過了王獻之,這是極大的轉變。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。另外,南朝梁庾肩吾《書品》,也列王羲之書法為“上之上”,因而輿論遂定。

          梁武帝時期,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書法,當時內府秘藏的王羲之書跡已經雜有不少贗品。梁武帝一方面對前朝流傳下來的王羲之書法進行整理鑒定,辨別真偽;另一方面,他又將定為真跡的墨寶勾摹出許多副本,提供給王室子弟作為學書的范本。梁武帝曾云:王羲之書字勢雄逸,如龍跳天門,虎臥鳳闕,故歷代寶之,永以為訓。這句話后來成為后人評價王羲之書法的重要依據。

          第二次學王羲之的書法高潮在唐朝,主推手是千古一帝唐太宗。唐太宗不僅廣為收羅王羲之法書,而且親自為《晉書王羲之傳》撰贊辭。通過廣泛比較,唐太宗認為右軍“盡善盡美”,“心慕手追,此人而已,其余區區之類,何足論哉!”

          《蘭亭序》一直是王氏傳家之寶,后來真跡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手中,而智永再傳于弟子辨才。據稱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《蘭亭序》,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認。后來足智多謀的蕭翼運用巧計才誘使辨才出示《蘭亭序》真跡,從而騙取到手,獻給唐太宗。太宗得之,愛不釋手,下令當時大書法家褚遂良、虞世南、馮承素等臨摹,臨摹本分賜諸王近臣,從此得以傳播。而自己則將真跡秘藏起來,死后還不肯放棄,殉葬于昭陵。王羲之的不世之作從此便成絕響。

          第三次學王高潮則是到了宋代,主推手是宋室300余年間的諸帝王。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,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,下旨命侍書王著摹刻于棗木板上,厘為十卷,這就是《淳化閣帖》,當時每個朝中大臣都御賜一部拓片。《淳化閣帖》是我國第一部著名法帖,自漢章帝至唐高宗,及諸名臣,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、王獻之的作品。高宗亦曾臨《蘭亭序》賜孝宗,于帖后記曰:“須依次臨五百本。”孝宗書法與高宗書法不易分別,不無原因。由于宋代諸皇帝都對王羲之,對《蘭亭序》重視,使當時出現了士大夫家家都有《蘭亭序》刻石的局面,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《蘭亭序》各種版本上百種。這在書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。

          在中國書法史上,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書者,僅此而已。到宋朝時,王羲之已經被推上了“書圣”地位,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。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并鞏固下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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